《黑镜》：新媒体时代的偷窥、暴力与谎言（上）编者注：原文《新媒体时代的偷窥、暴力与谎言——论〈黑镜〉中的数字化生存危机》全文发表在《文化研究》第27辑（2016年冬）。
《黑镜》（Black Mirror）是一部反乌托邦的科幻系列电视剧，它聚焦于新媒体时代的科技与人伦矛盾，探讨了数字化生存危机。《黑镜》展示了科技对人性的重构，通过若干小故事带领观众思考未来数字化生存的挑战，是一部批判科技发展主义，反省媒介与人类日常生活关系的佳作。《黑镜》一方面预示了未来科技生活的酷炫新奇，另一方面则暴露出数码时代的人情冷漠和技术专制，所有矛头指向媒体所鼓吹的“科技至上”，亦可看成对技术的控诉，堪称后现代版的《罪与罚》。
《黑镜》（Black Mirror）自2011年首次播出以来即获成功和好评。首先，偷窥作为数字化生存的日常生活形态，构建起全民监视及被监视的隐形监狱；其次，各种媒介仪式所传播的感官正义助长了暴力文化的泛滥，强化了媒介作为社会中心形象的权力；最后，数字化生存的根本性危机源自经验的贫乏，奇观社会的虚拟现实有可能导致人类主体性的终结。
然而时光倒流20年，著名的计算机专家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其撰写的《数字化生存》中曾大胆预言数字化技术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所谓“数字化生存”，即人类将生活在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建构的新型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人们通过智能高效的通信技术从事各种工作、学习和生活开云网址。尼葛洛庞帝与《黑镜》主创者的态度不同，他是一位技术乐观主义者，当时主要是针对数字化科技所蕴含的社会变革、人际互动、经济创新等内容给予高度赞美和肯定，由于时代所限，他未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充分讨论。但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和虚拟技术的普及，今日人类已完全开启数字化生存的进程，科技依赖症的弊端暴露无遗，《黑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洞察到文明之下暗藏的人性扭曲和欲望疯涨，揭露并抨击科技膨胀可能带来的恶果。从这个角度讲，《数字化生存》是激发人们进入赛博新世界的未来指南手册，而《黑镜》则更像是一部假想未来数码灾难的当代启示录，两者共同构成我们理解数字化生存要义的关键所在。
《黑镜》为观众展示的是一个由电子数码产品构成的新媒体世界，如电视、网络、手机、记忆粒、仿真机器人、智能眼、意识副本等，里面既有目前正在使用的通信技术，也有正在开发或未来可能发明的高科技。所谓“新媒体”，其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一直在被不断地更新和补充，因为技术发展的速度太快，其内涵始终难以界定。总体而言，新媒体的特征是移动化、网络化、即时性、社会性和融合性，这些在剧中其实都有充分的体现。新媒体对日常空间的参与程度要远远高于传统媒体，因为在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所有媒介资源都被整合到社会化的进程中，从而对人的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开云网址，新媒体是建构数字化生活的前提和基础。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媒介即讯息”，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不仅会引发社会话语的变革，同时也会重塑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黑镜》中的“镜”代表随处可见的屏幕，它意味着高度镜像化和虚拟化的生活将统治人类未来，“黑”则象征了这种数字化生存的阴谋和危险。这部戏表达了当代人的某种道德恐慌，其对新媒体所持的彻底批判态度未免有失公允，但作为一部颇具思想性和哲理性的作品，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日益媒介化的社会现实，理性审视人与媒介的复杂关系，探索新媒体发展趋势，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未来数字化世界从物理特征上讲与当代并无太大差异，但从生存形态上看有本质差别，其不同表现在媒介对日常生活具有深度介入的效果。这种介入其实从电视（家庭媒体）的应用就已经开始了，而今天的各种屏幕、摄像头和监视器无疑加深了这一趋势。电子镜像犹如毛细血管般遍布于社会的每一寸肌体，为偷窥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和便捷的手段，偷窥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景观，与个人呈现出高度粘合的态势。可以想象，在未来由云计算和超级数据库堆积起来的庞大电子镜像系统中，偷窥无孔不入，由此构成一个全民监视及被监视的隐形监狱。
《黑镜》第一季《你的全部历史》讲的是人类发明了一种可以储存记忆的芯片——记忆粒，记忆粒帮助人们记录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可以删除无意义的信息。记忆粒被植入人的耳后，它与视神经相连，当人们试图回忆过去，只需要打开记忆粒开关，调出记忆粒的数据库即可以将记忆影像投射到任何一块屏幕上，供自己和他人分享。影片开头说“有生命、可呼吸、带气味的，全光谱记忆，只花不到一杯咖啡的价钱，就能得到记忆粒细化升级版，并免费获得30年的备份，仅需局麻植入手术便可开始使用，只因记忆是生存的证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完美的个人历史档案计划，但从本质上说，它更接近于集体偷窥的影像馆。由于档案高度的可视性和开放性，档案本身的私密性被取消，个人行为必须严格遵守既有的社会规范，才有可能成为标准档案被系统认可，从而被定义为合格的社会人。
剧中的记忆粒不仅具有高超的记忆功能，同时肩负了强大的社会监控职能。数字化社会犹如一架计算精准的庞大机器带动每个人有条不紊地运转，它缜密、有序、安全，然而这一切却恰恰是以牺牲个人隐私和自由为代价的。例如剧中的丈夫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他嫉妒妻子的前男友，总怀疑他们有染，于是通过记忆粒拼命回放过去的场景希望找到蛛丝马迹，最后终于发现妻子的确是在一次醉酒后与人出轨开云网址。本来深爱丈夫的妻子因为羞耻最终出走，而丈夫只能通过记忆粒回味过去家庭的温情，在巨大的痛苦面前，他用刀片亲手划开自己的皮肤，取出了记忆粒。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丝毫感受不到由偷窥带来的民主快感。丈夫逼迫妻子回放她偷情的影像，无疑象征了可怕的道德审判。妻子固然有错，但受到这样的惩罚是否公平，或者说丈夫的自私与狭隘是不是一种更大的恶？这些或许可以作为伦理学的命题进行深入探讨。重要的问题是，媒体对社会无以复加地偷窥，令社会具有可视性和能见度，似乎让人们觉得非常安全，但技术本身的不可测性也增加了生活的风险。《黑镜》展示的虽然是想象的科技，但这些科技离我们并不遥远，例如Google 眼镜多么像剧中的记忆粒，而不久前Magic Leap公司发布的“数字光场”的幻境是否已经在无数科幻剧中出现过？这些技术固然诱人，但究竟会带给人类怎样的命运？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多地来自于人为风险，它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黑镜》表达了双重性的风险忧虑。
首先是对人性处境的忧虑。从技术的角度讲，电子镜像本身具有深层催眠人类意识活动的效果，在一个信奉所谓媒体自由的当代社会中，有可能助长因偷窥导致的种种精神扭曲和变态。如果说记忆真的是人生存的证明，那么完美记忆可以算是完美人生的标志么？记忆粒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删除所谓的无效信息令记忆完美，这意味着记忆成为一种标准化格式，不允许污点和瑕疵存在，这恰恰是对人类真实经验的剥夺，亦是对人性的不尊重。在新媒体的时代，偷窥不仅针对他人，而且还发展到对自我的偷窥，人们借助各种数据库反复回味个人的历史碎片，沉溺于数字世界的自我欣赏，例如已是当代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媒介景观，成瘾甚至成为一种新的强迫症类型被纳入精神病范畴，人们暂时还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这种超级自恋的文化是否有可能将人类引向自我封闭与沉沦的深渊？
其次是对私领域独立性的忧虑。记忆粒预演了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即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入侵。这种入侵并非以非法或暴力的形式进行，而是以合法的、科技进步的正义面目悄然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生活成为隐形监狱，监视依靠视觉观看完成。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的社会，个人在凝视下被严格监视起来，他借用圆形敞视监狱的例子说明权力与知识的结合使得人的行为被高效有序地规范起来，社会控制显得更加隐蔽而巧妙。福柯所处的年代还没有兴起网络、手机等通信手段，无法预见新媒体在放大视觉效应和凝视功能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因此，他所指的社会主体间性关系还局限在看和被看的一元中心主义阶段，它是一种一对多（即中心支配边缘）的视觉模式。
数字化时代的观看是多对多的散点放射式的样态。由于多对多的信息传播方式，特别是当代自媒体的运用，极大地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差异，使得人们在被看的同时也可以随时观看他人，从而实现一种貌似平等的视觉构成关系。应该说，数字化世界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和流动性的特点，这使得社会作为隐形监狱的属性很难被人觉察和发现。比特所构筑的赛博空间其实是规训社会在技术上不断深化和创新的后果，各种摄像镜头可以看成是狱警眼睛的延伸和变体，它们相互连接，构成异常复杂且秩序森严的国家统治机器。在这一体系中，个体既扮演了社会警察的角色，监视他人的言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囚犯，随时被别人监视和审判。显然，这是由新媒体催生出来的一种新型观看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所谓的中心似乎衰落了，因为多元主义兴起。但每个多元（或曰个体）其实充当着这个庞大监视系统的一员，自觉地分担过去中心行使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忠实而普遍的电子眼。表面上看，人们似乎拥有更大的视觉自由度，但实际上每个人被更多的目光注视，主体被控制的程度加深，从而走向新的奴役。
作者简介：袁瑾,女,1978年生，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城市批评与媒介文化研究，出版著作2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参与省级及以上课题5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