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互联网+”助烈士“回家”
2024-02-02 次
毕设“互联网+”助烈士“回家”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从一个14亿人的国家寻找一个人,已不是难事。城市密布的高清摄像头,全天候监测路过的每一个人的行踪,发达的人脸识别技术能从上万人中识别某个人的身份。但若要在96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寻找一具五十年前牺牲烈士的遗骸,却如大海捞针。有的人,为此花费了大半辈子的时间。不过,网络技术的出现与应用,给艰难的寻找烈士之旅带来了新的希望。
2019年9月5日,距离中秋佳节还有8天,家住江苏南京的景宝龙终于与自己苦寻64年的姐姐——景宝玲“相见”。
景宝玲出生于1932年,1949年考入西南军医学校,在校期间主动报名参军,成为中国人民一五七野战医院部队的一名护士,1955年不幸牺牲。多年来,景家人只知道景宝玲牺牲时间,而牺牲经过、安葬地无从得知,这成为景家人的一块心病。
为了寻找景宝玲的遗骸,往后的64年间,景家人走遍了南京当地的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雨花台区档案馆、雨花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但得到的回复往往是“不知道”“对不起,我们没有她的档案”。
五分钟前,景峰收到朋友转发的一条今日头条寻亲信息——《江苏籍烈士景宝玲长眠漯河烈士陵园,他的亲人如今在哪里?》。
今日头条发布的寻亲信息文中关于景宝烈士的信息只有16个字:“姓名:景宝玲,籍贯:江苏,生卒年:?—1955”。景峰从小听父亲讲述姑姑的故事,凭借这些信息,他基本确定文中的景宝玲就是自己的姑姑。
电话那头,景宝龙一时激动地说不出话。寻找姐姐多年未果,如今得知她的下落,景宝龙自然心中十分欢喜。但多年寻找失败的经验,让他对消息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半晌,电话里传出一句话:“赶紧联系那个今日头条,再确定一下!”
根据寻亲信息中的电话号码,景峰与今日头条“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组取得联系,他这才得知景宝玲烈士资料皆来自漯河市烈士陵园。
2019年8月,漯河市烈士陵园和今日头条“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达成合作,为陵园内有明确姓名和籍贯地、尚未联系上亲属的烈士寻找亲人。景宝玲烈士就是其中一员。26日,项目组借助精准地理位置弹窗技术,将景宝玲烈士的信息推送到烈士家乡,这才联系上烈士亲属。经过项目组核实,景宝龙就是景宝玲烈士的弟弟。
确定消息后,景宝龙长舒一口气,积压在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尘封的记忆再次被打开。只不过这一次,少了一丝伤感。
1949年,景宝玲考入西南军医学校,邻里乡亲皆来祝贺。父亲犹为高兴,与邻居闲2谈时只要提及女儿,音调会自然提高三个度。他脸上喜悦的神情,从笑出皱纹的眼角到合不拢的双唇,一览无余。
五六岁大的景宝龙不知姐姐上学的意义,只是隐约觉得姐姐学习很厉害。当然,听着父亲一日三遍的告诫——“你要向姐姐学习”,他多少也能明白其中的重要性。
一天,景宝玲从学校回家,带弟弟到南京中华门附近游玩。她在街边的零食铺买了一包花生米,递给景宝龙,嘱咐道:“弟弟,姐姐有点事,你先回家。”年幼的景宝龙按照姐姐的吩咐,吃着花生米回家了。
一周后,景家收到一封景宝玲寄来的信,笼罩在全家的阴霾终于消散。原来,景宝玲想参军,担心父母不同意,便私自报了名。此刻,她已在中国人民一五七野战医院部队,担任护士一职。
1955年5月14日,几位“不速之客”来到景家,随之而来的是一张形同奖状的烈士证明书和景宝玲牺牲的噩耗。父亲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接过烈士证明书。他盯着上面的名字“景宝玲”看了许久,难以接受女儿已离世的事实。
一纸证明,是对那些在革命斗争、保家卫国中牺牲的英雄的褒奖,是留给烈士家属的一份慰藉。但失去亲人的伤痛一时无法抹去,只能随时间流逝而一点点淡化。
那年,景宝玲23岁,景宝龙不到12岁。失去女儿的父亲因为伤心过度身体日渐消瘦,不久双眼失明,只能扶着景宝龙的肩膀行走。临终前,父亲拉住景宝龙的双手,嘱咐他一定要找到姐姐的遗骸,这是他唯一的心愿。
2019年9月5日,在今日头条“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的帮助下,景宝龙带着家人前往漯河烈士陵园“看望”姐姐。
摆好鲜花和提前两三天准备的水果、点心,景宝龙一家站成一排,对着墓碑缓缓跪下,齐刷刷地磕了三个头。礼毕,景宝龙将从老家带来的一抔黄土撒在姐姐墓旁,寓意入土为安,回家团圆。
时隔64年,在又一个中秋节到来前,景宝玲等来了她的家人;而76岁的景宝龙也实现了多年的团圆梦,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创建于1959年的漯河市烈士陵园,见证了景宝龙一家“团圆”的整个过程。供奉在纪念馆的1000多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漯河籍烈士英灵和长眠于此的170多位在抗日战争及解放郾城战役中牺牲的英烈亦是见证者。他们中的大部分,可以在每年清明节或烈士纪念日,等来亲人的祭拜。清晨包扎的一束鲜花,从陵园凭吊接待处购买的5元一支的菊花,提前几天购置的香烛和纸钱,从菜市场买的新鲜水果,或自家拿手菜肴——红烧肉、东坡肘子,时常出现在某位英烈墓前。
在中国,像景宝玲这样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牺牲的人被称为烈士。他们是人民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①2019年3月,习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代表时表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②
从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革命烈士的总数,现今已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据民政部保守统计,到2014年,近代以来我国约有2000万名烈士,其中只有193万人有名可考,被收录进各地《烈士英名录》中。在这些留有姓名的烈士中,还有一部分尚未找到他们的亲人。
在2019年8月26日景宝龙联系今日头条“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组之前,景宝玲烈士就属于其中一员。现今,她成为2000万人中的“幸运儿”。
“寻找烈士后人,让英魂归故里”是国家倡导的弘扬烈士精神的革命传统教育,亦是万千烈士亲属的殷切期盼。
“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亲人为国牺牲,尸骨埋在他乡,鲜为人知。找到遗骸,让他回家,逢年过节上上坟,成为诸多烈士亲属的心愿。团圆,这种寻常人家的幸福,对烈士亲属而言,却是一种奢侈。
家住湖北省孝感市的陈发扬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他的爷爷陈生昌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88师263团某营营长,1934年在四川牺牲。
为了找到陈生昌具体的安葬地址,陈发扬的父亲陈长考每隔两三年都会去当地民政部查询信息,陈发扬则定期在网上检索爷爷的信息,试图利用互联网寻找蛛丝马迹。一家三代人寻找烈士近70年,却未得到满意的结果。“不知道安葬地址,找起来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陈发扬说。
由于时代条件限制,烈士信息记录不全,尤其是安葬地址这一关键信息,导致烈士亲属寻找烈士遗骸时往往无从下手。再加上部分烈士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交通不便、安葬墓地搬迁等诸多原因,难以在烈士牺牲后第一时间找到遗骸。
张景宪,是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佃户屯街道张和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和庄烈士陵园就在他所负责的辖区。陵园内长眠着170名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其中136人为无名烈士。2007年,张景宪开始为无名烈士寻找亲人,孤身一人查询史料,走访解放战争亲历者。2014年,得知烈士家庭地址信息的他尝试以寄信到烈士家的方式寻找烈士亲属。86封信件每半年一次从张和庄出发,被邮寄到山东、江苏、湖南等11个省份。在各地邮递员的帮助下,张景宪成功找到了12位烈士的亲属。不过,寻亲成功的代价是邮寄了近1000封信件,花费了12年的时间。
始建于1934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坐落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是我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25048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③。其中,有姓名记载的外省籍贯红军烈士有218人,但只有不到10位烈士找到了亲属。
受时代条件限制,许多烈士在牺牲时,部队没有办法联系到他们的亲属,而民政部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上,也大都无法确定烈士埋葬的地点,所以烈士亲属很难根据一纸证明找到安葬地。同时,烈士陵园掌握的烈士档案信息往往不全,缺少籍贯地和家属联系方式,这给寻找烈士亲属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
烈士家属和烈士陵园是寻亲的主体,他们在为烈士寻亲过程中往往是孤立的个体。查询史料,根据烈士信息实地考察多方考证,最终确定烈士的安葬地或者烈士亲属的身份,这种大海捞针式的寻亲费时费力,成功率低。寻亲的信心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消磨殆尽。
这个由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的为烈士寻亲项目,在一年时间内,帮助600余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依托精准地理位置推送技术,将烈士信息推送至烈士籍贯地的今日头条App用户。每周,约250条寻亲信息被推送给千万用户,常有烈士亲人、志愿者和当地政府官员看到信息后提供线索。
“寻找烈士后人”是字节跳动知名公益项目——头条寻人的子项目,两者具有相同的运作原理,都是基于地理位置利用移动客户端进行信息推送,只是前者专为烈士服务,后者服务范围广,包括走失儿童、老人和精神病患者。截至2019年7月,头条寻人项目帮助一万个家庭团圆,最年长的走失者101岁,最年幼的仅3个月;最多一天寻回29人,最快1分钟找到走失者。
2018年6月,头条寻人团队收到一个来自福建省龙岩市的求助,希望为当地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外籍英烈寻找亲人。经过当地党史办整理核实,5位烈士有明确户籍地。25日,头条寻人发布了第一条寻找烈士亲人的消息。
一周时间内,头条寻人成功为三位烈士找到亲人,这给团队带来新的启发。经过调研,团队发现全国皆有为烈士寻亲的需求,遂有了成立专门为烈士寻亲项目的计划。
烈士纪念与褒扬,原本是民政部的工作职责。2018年,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专门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主管退役军人优抚、转业安置和烈士纪念褒扬等工作。为了获得一手烈士信息,在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支持下,项目组与各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烈士陵园达成合作,共同为烈士寻亲。
7月29日,今日头条联合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和中国军视网,启动“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公益计划。该计划联合17家国内主流媒体,发起成立“寻找烈士后人媒体志愿服务团”。由此,“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组正式成立。
为烈士寻亲招亲,烈士信息是寻亲的关键,尤其是籍贯地。“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烈士陵园合作,可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寻亲的高效性,减少成本。项目组缺乏烈士信息来源,而烈士陵园缺少今日头条信息推送平台和技术。两者的合作,正好解决彼此难题。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每年的9月30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而每年的12月13日成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不仅如此,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全面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开云网址·(中国)官方网站,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家政策的出台,使全国掀起一股缅怀烈士功绩、弘扬烈士精神的热潮。各省市县政府积极开展烈士纪念工作,加强全民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今日头条“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组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将网络技术与寻找烈士亲人相结合,给多年寻亲无果的烈士家属带去新的希望,激发再次寻亲的热情。
截止2019年9月,“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发布6000余条寻亲消息,与全国110多家政府部门、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开展合作,帮助650位烈士找到了家属。
他们是烈士亲属、烈士陵园和媒体。然而多年来,烈士家属、烈士陵园是独立、分散的节点开云网址·(中国)官方网站,他们之间虽然有一根密切的连接线——烈士,但这些线杂乱无章,理不出头绪,需要一个人能快速将这些隐形的线分离出来,按照秩序一一连接到相应的节点。
像“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这种“互联网+”寻亲新模式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为烈士寻亲,不再单单依附于原有的信息记录,可以利用大数据和地理位置推送技术将烈士信息推送至烈士籍贯地,从而搭建起陵园、烈士和家属三者之间的桥梁。越来越多的烈士家属找到项目组,希望帮忙找寻亲人下落。同时,越来越多的烈士陵园、媒体、志愿者也加入到寻亲大部队。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烈士寻亲模式已悄然发生改变,主战场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寻亲主体从零散孤立的个体转变为一张连接烈士亲属、烈士陵园、退役军人事务局、媒体和志愿者的关系网。
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湖南郴州的曾根良与这张巨型寻亲网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是烈士之后,亦不是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他,只是中国联通公司的一名有着三十多年工龄的员工。
两年前,受郴州市委组织部委派,曾根良到汝城县土桥镇横迳村参加扶贫工作。在这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他与为烈士寻亲公益的缘分已悄悄萌芽。
素色衬衫,浅蓝牛仔裤,一张圆润的小麦肤色的脸上,总挂着浅浅的微笑,这是横迳村村民对曾根良的共同印象。
曾根良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村服务中心为村民解决生活问题。闲暇时,他会在村里转悠,与村民聊聊天,熟悉各家各户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范等福的大哥,名叫范坚才,1920年出生于横迳村一户贫苦的佃农家里。1939年夏,19岁的范坚才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后被派往晋察冀边区政治部锄奸科任副科长。1946年秋,由于工作出色,范坚才又调任张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平绥铁路沿线,主力部队受到敌军东西夹击,主动撤离张家口等地区。在此紧急关头,范坚才和其他领导率领部队坚守张北县城,牵制敌军。
1948年9月13日,他随军分区部队从阿不太沟一带出发,急行军赶到张北县双爱堂开云网址·(中国)官方网站,将窜到村里进行骚扰的500多名敌骑兵包围,于次日拂晓前发起猛攻。在进攻时,他奉命率领一支部队冲进村内,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激战。此时,敌人的1300多名增援部队赶到双爱堂村和邻近的朱家营进行包围,范坚才的部队四面受敌。他几次率部迂回在村内巷道,伺机突围,皆未成功。最后,除一位连长带领几名战士杀出重围外,他和其余战友全部英勇牺牲。④
全国解放后,为缅怀先烈,张北县政府为在此次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建立烈士陵园和纪念碑,范坚才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2019年8月20日,一条寻找范坚才烈士亲人的信息经今日头条“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工作人员的编辑推送后,不到一秒时间,精确触达汝城县的头条用户。
当日晚间,曾根良打开微信,在朋友圈偶然看到这条寻人信息,便立即转发到村民联络微信群,从而帮助烈士找到了亲人。
在曾根良原本的设想中,为烈士寻亲会是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参观纪念馆,翻阅史料、档案,询问知情人。他没有想到,一条网络信息就将烈士与烈士亲属连接起来。“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吧。有这样一群热心的互联网公益人在为烈士和烈士亲属服务,我很挺感动的,就突然有了一个冲动:加入他们!”
曾根良成为今日头条为烈士寻亲志愿者团队的一员。在这个公益群体中,他是成百上千条寻亲信息的传播者,用自己微小的力量为烈士寻找亲人,连接一个个漂泊在外的灵魂和几颗盼望远方之人归家的急切的心。
因为烈士,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无偿为烈士寻找亲人。陕西榆林的韩秀高最初加入这个团队是希望通过“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寻找自家烈士的安葬地址。由于烈士信息较少,项目组几经检索查询,与烈士陵园核对信息,未能找到,韩秀高并未放弃。只要看到当地烈士的寻亲信息,他便主动帮忙寻找。在等待项目组提供线索的过程中,韩秀高为两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项目组直接对接烈士陵园,烈士信息来源准确全面,再加上网络技术推送信息,找烈士亲属更加容易,”韩秀高说,“相对的,我们烈士亲属找烈士也容易了,省时省力。”
除了个体志愿者,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加入为烈士寻亲志愿大军:乔尔玛烈士陵园、平津战役纪念馆、瓦子街战役烈士陵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2019年清明节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今日头条等多家单位为24位在韩志愿军寻找亲人;同年7月,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今日头条联合开展“英烈精神归故里”公益活动,推进烈士信息、烈士亲属信息和烈士纪念设施信息的融合和对接。
中国军视网、新京报、扬子晚报、红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合作的媒体单位名单,也在逐日变长。
从0到为100位烈士找到亲人,今日头条用时四个月。随着寻亲大军的日益壮大,这个数字从四个月逐渐缩短为三个月、两个月。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烈士寻亲有了更多可能。然而,单凭目前的资源解决寻亲难题,还远远不够。为烈士寻亲是一场持久战!
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大厦17楼,负责运营“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的正式员工仅4人,另有2名实习生。
两排工位桌,就是他们每天的“战场”。早上10点至晚上7点,45条寻亲信息从这里推送至全国各地。这些寻亲信息来自烈士陵园,陵园将至今未寻得亲属的烈士的基本信息给项目组,如姓名、籍贯、出生日期、入伍时间、所属部队或生平事迹……项目组再将信息编辑成简短的文案。在最后推送前,不同工作人员还要交叉核实,确保烈士信息准确无误。从接到烈士信息到最终完成推送,往往需要两个小时。
推送信息的空隙,他们或许还会接到40个热线电话。电话的那头,是看到寻亲信息后来认领的烈士亲属、提供线索的志愿者和媒体,亦或是请求项目组帮助寻找烈士遗骸的人。每一次与来电者的对话,皆是一场严密的考验。来电者说出的每个有效信息,都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寻亲成功与否,需要高度集中精神,仔细倾听,再三核对。
“与今日头条合作,有了互联网信息分发平台与大数据技术,大大提高了寻亲效率。”重庆市璧山区烈士陵园工作人员陈泽忠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但烈士基数庞大,我知道的做为烈士寻亲公益项目组的互联网公司仅头条一家,若要完成让全国所有烈士归家这个大目标,单靠头条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寻亲速度可能赶不上烈士亲属消失的速度。”
根据民政部统计公报数据,2000年我国烈属尚有44.8万人⑤,而到了2015年,只有16.1万人。⑥随着一代代烈士亲属的离去,关于烈士的记忆逐渐淡化,最后会永远尘封在历史的长河里。这无疑将增大寻亲的难度。
由于历史问题,烈士记录信息较少,一个名字,一个部队名称,三个时间——出生日期、入伍时间与牺牲时间,这基本就是大多数烈士在历史档案中的所有记录。即使是记录较完整的烈士,其信息也可能存在错误。
陕西延安籍烈士孙世华,在瓦子街烈士陵园档案里,他的名字叫孙世发。一字之差,也许会给多年寻亲未果的烈属带来渺小的希望,或是希望破灭后无尽的失望。
一张形似奖状、印有烈士基本信息的烈士证明,是亲属认领烈士进行身份核实时最有力的证明材料。由于年代久远,有的烈士证明历经半个世纪岁月侵蚀,上面的字迹已不可辨;有的则在住所搬迁中不慎被遗失。
如果陵园档案与烈士证明信息出入较大,或烈士证明丢失,烈士亲属只能去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重开证明,才能确认其身份。
孙世华是幸运的,除了名字有出入,陵园档案信息与家属提供的材料皆符合。在牺牲71年后,他终于等来了他的亲人。
一位崔先生在完成身份认证后不久接到“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的电话:“对不起,经再次核定,您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烈士的亲属,我们会继续帮您寻找。”原来,有两位烈士同名同姓,而陵园档案记载信息少,导致亲属身份认证出现失误。
还有的遗失烈士证明的亲属,去退役军人事务局补开证明时却被告知“没有查到档案,无法开证明”。对此,事务局给出的解释是:“可能烈士没有及时被录入《烈士英名录》,也可能是管理问题导致档案遗失。”
广西柳州一女士在看到今日头条发布的一则寻亲讯息后,要求项目组立即删除该讯息,理由是其内容不实,她早已找到这名烈士,并且每年都去陵园祭拜,陵园知晓此事。
浙江金华的单先生在得知爷爷安葬地址后,却发了愁。由于年迈行动不便,无法亲身前往陵园祭扫,这成为他的一个遗憾。
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唯一的心愿就是在去世前能够找到父亲。他每周给项目组打一次电话。电话的开头永远都是:“我是陈家珍,请问我父亲找到了吗?”
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卫星通讯大厦17楼,依旧是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氛围。“寻找烈士后人”公益项目组的人,每天定时推送烈士信息,接听热线电话。寻亲成功后一句真诚的感谢,便可以成为他们的快乐之源。有的家属去陵园祭拜后专门绕道北京,登门拜谢;有的将自家特产寄到公司表示感谢,一箱橘子、几包虾干、四袋蓝莓蜜饯……
2019年7月,头条寻人项目组帮助超过1万个家庭团圆。其中,烈士仅占6.5%。“寻找烈士后人”项目组定下目标:帮助1万位烈士回家。按照现在寻找的速度,一年650人,实现这个目标大约需要15年。
②杜尚泽.习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的微镜头[N].人民日报,2019-03-05(1)